53.如何理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2020年，深圳率先邁入5G時代，成為全球首個實現5G獨立組網全覆蓋的城市。移動通信技術從1G到4G，中國扮演的是一個跟跑者、并跑者的角色。今天，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公司在5G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上的領先，標志著中國在移動通信技術領域已經成為領跑者。從無到有、從有到好，從小到大、從大到強，5G技術的突破與發展從一個側面生動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歷史性變化的重大判斷，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明確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基本依據。

　　習言習語

　　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是必須邁過的坎，每個產業、每個企業都要朝著這個方向堅定往前走。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規性和非常規性關口。這是一個鳳凰涅槃的過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對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認識不斷深化。2013年，黨中央作出判斷，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2014年，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必須把發展質量問題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

　　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從供給看，高質量發展應該實現產業體系比較完整，生產組織方式網絡化、智能化，創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響力、核心競爭力強，產品和服務質量高。從需求看，高質量發展應該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不斷升級的需求，這種需求引領供給體系和結構的變化，供給變革又不斷催生新的需求。從投入產出看，高質量發展應該不斷提高勞動效率、資本效率、土地效率、資源效率、環境效率，不斷提升科技進步貢獻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分配看，高質量發展應該實現投資有回報、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場評價的貢獻。從宏觀經濟循環看，高質量發展應該實現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循環通暢，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和空間布局比較合理，經濟發展比較平穩，不出現大的起落。更明確地說，高質量發展，就是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經濟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上升不是線性的，量積累到一定階段，必須轉向質的提升。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十幾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那些取得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就是在經歷高速增長階段后實現了經濟發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重大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更加突出，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同時，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這是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適應新形勢新任務，推動高質量發展，不僅要重視量的發展，更要重視解決質的問題，在質的大幅提升中實現量的有效增長，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基礎。

　　推動高質量發展，就要以新發展理念為統領，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讓高質量發展之路越走越寬廣。

　　54.為什么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發展的主線？

　　近年來，一種經濟現象引發廣泛關注，我國一些領域的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消費者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致使大量“需求外溢”。據有關數據統計，我國居民每年境外旅行、留學或就醫期間購買的非居民貨物和服務高達上萬億元人民幣。面對我國經濟發展中供給與需求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黨中央作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戰略決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是化解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困難和矛盾的重大舉措，也是培育增長新動力、形成先發新優勢、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選擇。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比如，一些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進口；農業發展形勢很好，但一些供給沒有很好適應需求變化；等等。事實證明，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導致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發展的主線，這是新時代穩定經濟增長、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治本良方。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結構性”三個字十分重要。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概括起來，主要表現為“三大失衡”，即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同時，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調整，我們也需要從供給側發力，找準在世界供給市場上的定位。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總的要求是“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力度。增強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正向激勵和優勝劣汰，發展更多優質企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注重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集群。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

　　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供給和需求都帶來沖擊和影響，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但這種沖擊和影響是外生性的，沒有改變我國經濟運行內在機理和長期向好的發展趨勢，也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結構中存在的供需不匹配問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當前積極擴大國內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一致的，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和需求側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打通經濟循環堵點，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知識鏈接

　　“三去一降一補”

　　“三去一降一補”，就是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項重要任務。抓好這五大任務，要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擴大有效供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到底是要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美好生活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這揭示了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供給學派的本質區別。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們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躍升。

　　《 人民日報 》（ 2021年08月24日 05 版）